不爱谈个人，只想讲团队；不愿回顾过去的成绩，只提研究的进展。
背起行囊就出发，他一生只做一件事，那就是日日夜夜和古生物化石打交道，一眨眼就是30多年。
他是童金南，中国地质大学(武汉)地球科学学院教授、生物地质与环境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，长期从事古生物学教学和研究。
白手起家，建起国家重点实验室
童金南太忙了。
即便早已是教授、博导，56岁的他每年仍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野外。这位地质科学家一提起古生物，就打开了话匣子。
1978年，16岁的童金南以公社片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中国地质大学（武汉）（原武汉地质学院）地层古生物专业。上了大学才知道，曾经炙手可热的古生物学专业已经“转冷”。
走进地质殿堂，童金南顾不上专业的“冷热”，几乎天天泡在阅览室。厚厚的专业书，看了一遍又一遍。转眼到毕业季。同学们纷纷改行，他却一头扎进实验室，探寻远古之谜。
凭着这股韧劲，他被我国著名古生物学家殷鸿福教授相中，收为门下首个研究生。
导师殷鸿福的为人治学之道，成为童金南的榜样。他暗暗下定决心：要让我国的地球生物学在国际学界占有一席之地。
2003年，童金南牵头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。没有建设场所，他努力向学校争取;缺少实验仪器，他拿出自己的科研经费购置。
功夫不负有心人。2011年1月，中国地质大学（武汉）生物地质与环境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，从全国150多家参评单位中脱颖而出，正式获批立项建设。
如今，这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已成为全国古生物研究中心之一，拥有地质微生物分析等五大研究平台，汇聚近百名科研人员。其中，包括多名院士和“长江学者”，还吸引了美国、英国、法国、澳大利亚等国家的一流学者共同参与研究。
潜心钻研，18年只为一颗“金钉子”
“金钉子”是什么?
在地学界，地质年代与年代之间分界的国际划分标准，俗称“金钉子”。拥有了“金钉子”，其他国家地质学家的相关研究，都要向“金钉子”看齐。
上世纪80年代，童金南加入导师殷鸿福的团队，参与申报地质历史上约二亿五千万年前古生代和中生代分界的“金钉子”。
2000年，国际地学界正式将这颗“金钉子”定址浙江省长兴县，这是地质历史上分量最重的“金钉子”之一，被称作中国地学界“可载入史册”的标志性创新成果。
受益于“金钉子”，长兴县从封闭走向开放，从贫困县一跃成为全国百强县。
“金钉子”意义非凡，申报难度可想而知。 一颗“金钉子”的确定，需要几代科研工作者接力完成。
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。在长兴“金钉子”成功之后，他又开始着手安徽巢湖“金钉子”的研究工作，18年来从未中断。
实验室里，一台显微镜、一片化石，他一坐就是一整天；野外考察，风餐露宿，他一走就是几个月。
那一年，童金南在青藏高原野外考察时，在大出深处的一面山坡上，发现了有价值的化石。
“兴奋的心情，至今记忆犹新。”他回忆，他和同伴白天找化石，晚上住在漏雨的土坯房里。为了不被淋湿，睡觉就把雨布搭在被子上。“几个月后，硬是扛回了一批珍贵的化石。”
在中国地质大学主楼地下室，一间屋子里装满了他的“战利品”——化石和岩石标本，那是他最珍爱的东西。
30多年来，童金南采集的化石标本达数十万件，其中不少是具有重大研究价值的稀有化石。
科学研究“差不多”就是“差很多”
每一个学生，童金南都要精心雕琢。他说，自己最看重的身份是教师。
在学生眼中，童金南是不折不扣的严师。对于文章中的每个字句，甚至标点符号，他都会细细推敲。“为什么这么严?我始终觉得，在学生阶段就要养成严谨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。”童金南说，科学研究“差不多”就是“差很多”。“我鼓励学生参加野外工作。野外是天然的第一实验室，搞地质研究不到野外，怎么能找到科学的证据?”童金南说。
野外实践教学是言传身教的最好机会。
每次带学生野外实习，短则半个月，长则一两个月。行走在高山草原，童金南更像一位慈父。爬山时，他总走在队伍最前面，时刻警惕危险的出现；坐车时，他总是挑“不太安全”的副驾驶位置，还笑称“很舒服”；下大雨时，他把冲锋衣脱给寒风中的学生;遇到困难时，他给学生们讲述搭油罐车深入西藏无人区的经历；他体力不输20多岁的小伙子，经常第一个到达山顶的观察点……“古生物学是冷门专业，报考的人不多。作为基础科学，古生物学需要优秀科研人员传承发展，我们必须为国家储备一批优秀人才。”为此，童金南在繁重的科研工作中抽时间，为本科生授课，主动要求担任班主任。
如今，在童金南的带动和培养下，一批有志学生投身古生物学研究。其中，留校任教的宋海军已成长为古生物领域知名的青年专家，获国家“优秀青年科学基金”资助，入选教育部“青年长江学者”。
